09-传统文化网络化建构中Z世代青年的角色和作用

中国青年研究 08/202476Qing Nian Wen Hua青年文化传统文化网络化建构中Z世代青年的角色和作用—以《国家宝藏》和《典籍里的中国》为例□  宋辰婷　宋祎祎摘　要：传统文化网络化建构不仅需要融入互联网元素，更需要以互联网的思维进行建构与传播。本文运用网络民族志，以《国家宝藏》《典籍里的中国》两个文化综艺类节目为例，探究文化框架的互动性建构逻辑和Z世代青年在其中的角色转变。对传统文化的网络化建构，是将传播的单向度工具式逻辑逐步转变为互动性的框架建构逻辑。在网络化建构过程中，根据Z世代群体特征和互动反馈确定和完善新框架；同时，Z世代也是框架的辅助建构者，其作为主体直接参与到传统文化的创新和传播过程中。经历了框架互构、框架调整和框架再创造的过程，传统文化成功实现网络化建构。关键词：Z世代青年；传统文化；框架分析；互联网一、问题的提出借助互联网强大的展现力，传统文化能够创新和丰富呈现框架［1］，活化内容，提升其表现力、吸引力和大众接受度［2］，传统文化网络化建构应运而生。传统文化的网络化建构不仅需要融入互联网元素，更需要实质性的融入互联网思维。因此，其建构和传播的主体不能局限于传统媒体，也需要多元且活跃的网络群体加入，“互联网原住民”—Z世代青年所蕴含的有生力量亟待吸纳。如何通过网络化建构吸引Z世代青年对传统文化的关注，激发其在传统文化的网络化建构中的自主性，成为本文的第一个问题。在《国家宝藏》《典籍里的中国》两个节目的具体实践中，网络化建构联结了央视和Z世代青年两个不同特性的主体，以央视为代表的主流传统媒体更注重秩序，而Z世代青年群体则更追求新奇、刺激。网络化建构如何在不同主体间青年文化Qing Nian Wen Hua中国青年研究 08/202477Qing Nian Wen Hua青年文化取得平衡，达成最优效果，成为本文要探寻的第二个问题。本文运用网络民族志，以《国家宝藏》《典籍里的中国》两个文化综艺类节目为例，探究文化框架的互动性建构逻辑和Z世代青年在其中的角色转变，在此基础上以框架分析为主要理论工具，尝试回答以上问题。二、框架建构中的“文化”：概念、观点和反思1. 基本概念：框架建构和框架效应在框架理论中，框架是“使个体能够定位、感知、识别和标记在生活空间和更广泛的世界中所发生的事件的理解图式”［3］。框架分析着重强调对意义的塑造以及行动者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个体运用它理解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经验组织），并对行动片断进行定位、感知、辨识和标签［4］。在理论图示下，框架深刻影响着个体对事物本身的感知与意义的理解。个体内化框架并产生相应的社会行动。因而，建构的框架不同，产生的意义及发挥的效应也不尽 相同。框架建构论认为，框架能否达到期望的框架效应，与个体对框架产生的共鸣存在紧密联系，并且经验可信度、感受通约度、叙述逼真度、框架一致性、阐述人和主诉人的可信度等多个因素都可能影响框架共鸣［5］。达成共鸣需要框架契合个体的经验与感受，强化框架的真实性、逻辑性和权威性［6］。个体可以借助现实生活中的亲身经历和自身感受检验框架，框架越贴近生活，所产生的共鸣越强，可以让个体更好地理解框架，提高对框架的信任［7］。本文将框架视为对个体理解抽象文化意义至关重要的释义结构，关注框架建构过程与框架效应之间的因果联系，以及影响共鸣诸要素之间的关系。本文将系统性地分析传统文化网络化建构产生的新框架如何有效提升受众对框架的情感共鸣，以及在此过程中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和发挥的作用。2. 框架建构中的“文化”长期以来，对框架建构的分析是在集体行动的宏观框架下进行的，多数框架研究聚焦于框架规整过程中文化的工具性面向。学者往往依据“文化工具箱”思路，分析行动组织者如何创造性、策略性地利用文化要素建构集体行动框架。在工具性框架中，文化被资源工具式地选取与使用［8］。因此，文化要素作为后续社会行动的背书支持存在于框架建构中，而不是作为宏观概念体系存在，其发挥的仅是促成共同框架意义的辅助作用［9］。“文化工具箱”发挥的主要功能在于构建即时框架，文化要素作为辅助工具是零散片断式的，不能对个体形成长期持续性的观念影响。因此，传统框架建构下的文化分析就无法解释在网络化建构中，文化框架对个体产生持续价值观念输出的过程。不同于文化工具性面向，源于韦伯传统的文化社会学将文化视为共享观念［10］，文化既包含宏观层面的价值规范、思想传统等内容，又在微观层面为个体提供社会行动依据并建构行动意义［11］。文化不再是“工具箱”的存在，而是转为对特定群体发挥长期观念性作用的共享价值体系，作为一种规范性力量持续影响个体行为。本文将转变文化作为“工具箱”的角色定位，更加关注文化意义本身，重新思考文化在网络化建构中的定位。具体来说，本文将分析在《国家宝藏》《典籍里的中国》等文化综艺类节目中，央视和Z世代青年的双向互动过程，经“调音”产生的新框架以及其产生的框架效果，重新思考Z世代青年在传统文化网络化建构中的角色和作用。 三、从框架“接收者”到“辅助建构者”：传统文化网络化建构中Z世代青年的角色转变框架是人们理解周围事物的工具，通过它可以定位、感知、理解以及归纳众多具体信息，也可以深化对场景的描述，形成对人们有内在影响的意义机制［12］。传统文化的初始框架“曲高和寡”，对受众的吸引力不强。于是，以央视为代表的主流传统媒体尝试转变建构思路，将活跃于网络的Z世代青年作为新框架的主要锚定对象。有趣的是，在新框架的建构过程中，Z世代青年经历了从框架“接收者”到“辅助建构者”的角色转变。1.“旧音”曲高和寡，框架建构锚定新目标群体戈夫曼认为，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经验的归纳、阐释都依赖框架，在个体的认知结构中占决定性地位［13］。作为一种意义生产和认知结构，初始框架仍遵循文化工具性逻辑建构，只不过将原有线下讲座式的单向传中国青年研究 08/202478Qing Nian Wen Hua青年文化授文化内容转变为线上呈现。但是本质上，单向灌输的文化发展思路并未改变。内容上与民众的文化需求脱节，形式上为单一单向的知识灌输，缺乏生动性与互动性，抑制了人们参与文化讨论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加之，个体文化需求沟通平台的缺位，人们最终只能沦为被动的文化接收者。央视着力打造的第一批传统文化节目，是以《百家讲坛》为代表的学术类节目。根据节目制片人回忆：“起初，邀请学者演讲，想将《百家讲坛》打造为电视大学，但终是曲高和寡。《百家讲坛》刚播出的时候，收视率排在科教频道倒数第二”［14］。框架建构很大程度上受到群体特点及其所拥有的社会经验等因素的影响［15］。初始框架过于模糊的群体定位，导致其脱离个体社会经验，拉大了传统文化与受众的距离，难以引发受众对文化框架的信任与共鸣，更毋论受众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和进一步探索了。初始框架既没有充分抓住目标群体的文化兴奋点，也缺乏在信息爆炸时代下快速吸引受众注意力的能力，最终只能被淘汰。由此，转变框架建构策略的必要性、迫切性显现。央视据此做出改变，进行传统文化的网络化建构。首先，锚定目标受众。央视将受众精确锚定为出生于1995—2012年，伴随着互联网产业兴起和发展而成长起来的Z世代青年［16］。他们具有鲜明的自我认知和个性化特征，喜欢追逐新鲜事物，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