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育报告2019：渐行渐近的人口危机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免责条款部分 [Table_Summary] 渐行渐近的人口危机——中国生育报告 2019 恒大研究院研究报告 宏观研究 专题报告 2019/1/2 首席经济学家： 任泽平 研究员：熊柴 xiongchai@evergrande.com 研究员：周哲 zhouzhe@evergrande.com 相关研究： 1. 《计生机构取消，或将全面放开生育，你生么？》 2018-03-18 2. 《生还是不生？——来自 12 万人的生育调查》 2018-04-04 3. 《全面放开生育或已不远，你生吗？》 2018-08-13 导读：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和动力。由于计划生育政策长期实行，中国人口危机渐行渐近，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日益严峻。近年出生人口大幅减少，生育意愿大幅降低，育龄妇女规模已见顶下滑，人口老龄化加速到来…… 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生育堆积效应业已消退，2018 年出生人口或降至约 1500 万以下，即减少 13%以上，总和生育率降至 1.5 以下。2016 年“全面二孩”放开后，出生人口攀至 1786 万、创 2000 年以来新高，但2017 年就降至 1723 万。从已公布的部分地方情况看，2018 年 1-6 月江苏省出生人口同比减少 13%；山东省 2017 年出生人口约占全国 1/10，2018 年上半年烟台市、潍坊市、德州市出生人口分别同比减少 16%、18%、22%；2018 年 1-11 月青岛市户籍出生人口同比减少 21%。 我们呼吁，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让更多的人想生、敢生，提升总和生育率到 1.8 左右。 摘要： 中国 70 年生育政策及情况演变：人口危机临近。1）生育政策演变：从家庭自主到政府计划，从鼓励到严控再到放松。1949 年以来生育政策主要经历四个阶段的变化：一是 1949-1953 年鼓励生育阶段：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二是 1954-1977 年宽松计划生育阶段：从节制生育到“晚稀少”政策。三是 1978-2013 年严格计划生育阶段：独生子女政策、“一孩半”政策、“双独二孩”政策。四是 2014 年至今放松计划生育阶段：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2）生育情况演变：生育率走向低迷，全面二孩效应消退，出生人口即将大幅下滑。1949 年以来中国出现了三轮婴儿潮，总和生育率从 1970 年代之前的 6 左右，降至 1990 年的 2 左右，再降至 2010 年后的 1.5 左右，第四轮婴儿潮因长期严格计划生育未能出现。2016 年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生育堆积效应业已消退，2018 年出生人口或降至约 1500 万以下，即减少 13%以上。育龄妇女规模已见顶下滑，2030 年 20-35 岁主力育龄妇女规模将比 2017 年减少 31%，其中 25-30 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将减少 44%；出生人口即将大幅下滑，预计 2030 年将降至 1100 多万、较 2017 年减少 1/3。与国际相比，中国生育率下降速度前所未有，当前不仅远低于 2.45 的全球平均水平，还低于 1.67 的发达国家水平。3）低生育率影响：人口即将见顶，老龄化加速，剩男问题日益严峻，人口红利消失。中国人口将于 2024-2031 年前后见顶，具体时间取决于未来鼓励生育政策力度。中国人口快速老龄化，人口年龄中位数从 1980 年的 22 岁快速上升至 2015 年的 37 岁，预计 2030 年将升至 43 岁；2017 年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达 11.4%，预计到 2050 年达约 30%，届时每 3.3 个中国人中将有 1 个 65 岁以上的老人，养老负担日益加重，黑龙江等部分省份养老金已入不敷出。出生人口性别比 1982 年开始逐渐失衡，特别是在 1990-2010 年期间一度超过 120；“剩男”问题日益突出，2015 年已超 2000 万，其中超过一半在农村，9 成为初中及以下学历，到 2040 年“剩男”规模或达约 4000 万。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在 2010 年达峰值，人口红利消失，中国“未富先老”；消费受人口结构冲击且消费结构的“银发经济”特点将日益突出；主力购房人群 2013 年达峰值，房地产投资已过长周期拐点。 为什么不生？——生育基础削弱、生育成本约束。1）生育理论：从死亡率下降驱动到功利性生育意愿消退，再到成本约束。根据驱动生育率下降主导因素的变化，可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高死亡率驱动阶段，人们需要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从而保证收益最大化，总和生育率多在 6 以上。二是死亡率下降驱动阶段，人们认识到低生育率也能 恒大研究院研究报告 立足企业恒久发展 2 服务国家大局战略 保证收益最大化，总和生育率从 6 以上降到 3 左右。三是功利性生育消退阶段，人们的生育行为更接近情感需求，并重视子女质量提升，总和生育率大致从 3 降到 2 左右。四是成本约束的低生育率阶段，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 2 以下，低于意愿生育水平。2）晚婚晚育、单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础。中国结婚率 2013 年见顶后持续回落，离婚率持续攀升；晚婚晚育现象日益突出，1990-2015 年平均初育年龄从 24.1岁推迟至 26.3 岁，主要初育年龄从 20-27 岁推迟到 22-29 岁。因婚姻市场匹配问题及单身主义等，“剩女”规模快速增加至约 600 万，且约 6 成在城市，学历越高“剩下”的概率越大。此外，丁克家庭、不孕不育人群增多削弱生育基础。3）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养老负担、机会成本高抑制生育行为，“生得起、养不起”。房价快速攀升，2004-2017 年房贷收入比从 17%增至 44%；教育成本明显攀升，特别是公立幼儿园供给严重不足，1997-2017 年中国公立幼儿园在读人数比例从 95%降至 44%。医疗费用持续上升，1995-2017 年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上涨 22.4 倍，远超可支配收入 9.2 倍的涨幅。中国独生子女约 1.8 亿，“四二一”家庭结构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意愿。女性劳动参与率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生育的机会成本高。 国际经验：鼓励生育效果如何？1）OECD 经验：鼓励生育哪招最管用？OECD 国家鼓励生育政策体系主要涵盖保障休假、经济补贴、托幼服务、女性就业支持等四个方面。其中，休假长度和生育水平相关性弱，其中原因在于延长女性休假时间与保障其就业权益存在一定矛盾。家庭福利开支比例与生育水平有一定相关，2013 年 OECD 国家家庭福利开支与 GDP的比例平均约 2.4%，其中经济补贴占比平均约为 1.5%。入托率与生育水平有一定相关，0-2 岁入托率越高，生育水平越高，OECD 国家 0-2 岁平均入托率为 34.2%。女性就业权益保护与生育水平有一定相关，男女就业差距越小，生育水平越高。2）法国：积极推进家庭和工作的平衡，总和生育率接近 2。法国早在二战前就开始鼓励生育，通过包括完善细致的津贴体系、多样化的托幼服务和打造家庭友好型企业氛围等来实现工作和家庭的平衡，2016 年总和生育率达 1.96。2013 年法国家庭福利开支占 GDP 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