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差异与结构变迁：中国1978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工作论文系列 CF40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CF40WP2019002（总第 99 期） 区域差异与结构变迁：中国 1978-2016 汪 晨 万广华 张 勋1 2019 年 01 月 21 日 摘要：本文从理论模型、实证方法和中国案例三个角度解析经济结构变迁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本文构建的一般均衡理论模型显示，结构变迁会导致不均等的上升，但随着结构变迁的完成，不均等趋于下降至消失，二者之间呈现倒 U 型的关系。论文接着推导出一种基于基尼系数的分解方法，将不均等的变化分解为由结构变迁引起的结构性成分和其它因素引起的集中性成分。这些理论和方法可以用于探讨任何国家地区任何时期任何性质的结构变化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将该理论和方法运用于中国省级的产业人均增加值数据，结果表明，以工业化为特征的结构变迁带来了中国区域差异的上升，但结构性成分呈减弱的趋势，近年已经基本消失。这验证了本文的理论推断，也与中国从农业到制造业，再到服务业的结构变迁顺序及时点相吻合，同时意味着中国目前正在开始的服务业化转型，有可能再次带来收入分配的恶化。就实证发现而言，中国的区域不均等在改革开放后出现短暂下降，接着呈现明显上升的趋势，且结构变迁的作用先扩大后减弱。有意思的是，结构性成分与集中性成分在大部分年份里相互抵消，且结构性成分在不均等上升的年份里起到主导作用。从三产分别看，农业一直对不均等起到减缓作用；制造业虽然多年引起收入分配的恶化，但其影响一直在下降，近年来已经成为减少不均等的行业；服务业发展一直带来区域差异的上升，其影响从1990 年代后期起不断强化，近年已经超过其它二个产业。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近年中国收入分配的改善不是结构性的，所以不一定能持续。综合这些发现，本文建议政府高度重视服务业的发展不均衡问题，以防止不均等的恶化或反弹。 关键词：结构变迁；收入分配；区域差异；不均等的分解；结构性成分 说明：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是非官方、非营利性的专业智库，专注于经济金融领域的政策研究。本工作论文是未曾公开发表的论文。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本论坛及作者所在单位意见。未经许可，谢绝任何形式的转载和复制。 1 本文即将发表于《管理世界》。汪晨：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万广华：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张勋：CF40青年论坛成员，北京师范大学统计学院金融统计系、上海新金融研究院。作者感谢二位审稿人详细而又具有建设性的批评和建议，也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批准号：71833003，青年项目批准号：71603026 和 71703088），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重点课题（项目批准号：CAGA180），全国统计科学研究重点项目（项目批准号：2017LZ21），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批准号：17PJC045）的资助。张勋为本文通讯作者。 2 区域差异与结构变迁：中国 1978-2016 汪 晨 万广华 张 勋 摘要：本文从理论模型、实证方法和中国案例三个角度解析经济结构变迁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本文构建的一般均衡理论模型显示，结构变迁会导致不均等的上升，但随着结构变迁的完成，不均等趋于下降至消失，二者之间呈现倒 U 型的关系。论文接着推导出一种基于基尼系数的分解方法，将不均等的变化分解为由结构变迁引起的结构性成分和其它因素引起的集中性成分。这些理论和方法可以用于探讨任何国家地区任何时期任何性质的结构变化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将该理论和方法运用于中国省级的产业人均增加值数据，结果表明，以工业化为特征的结构变迁带来了中国区域差异的上升，但结构性成分呈减弱的趋势，近年已经基本消失。这验证了本文的理论推断，也与中国从农业到制造业，再到服务业的结构变迁顺序及时点相吻合，同时意味着中国目前正在开始的服务业化转型，有可能再次带来收入分配的恶化。就实证发现而言，中国的区域不均等在改革开放后出现短暂下降，接着呈现明显上升的趋势，且结构变迁的作用先扩大后减弱。有意思的是，结构性成分与集中性成分在大部分年份里相互抵消，且结构性成分在不均等上升的年份里起到主导作用。从三产分别看，农业一直对不均等起到减缓作用；制造业虽然多年引起收入分配的恶化，但其影响一直在下降，近年来已经成为减少不均等的行业；服务业发展一直带来区域差异的上升，其影响从1990 年代后期起不断强化，近年已经超过其它二个产业。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近年中国收入分配的改善不是结构性的，所以不一定能持续。综合这些发现，本文建议政府高度重视服务业的发展不均衡问题，以防止不均等的恶化或反弹。 关键词：结构变迁；收入分配；区域差异；不均等的分解；结构性成分 一、引言 中国进入新时代的根本性特征为，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区域差异是不平衡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正处于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其表现形式之一是服务业开始占据最大比重，尤其在东部地区。制造业则由于沿海地区劳动力价格上涨，以及政府的平衡发展战略，开始向中西部甚至其他国家地区发生转移。中央政府将之标以“三期叠加”中的“结构调整阵痛期”，与其相关的话题和研究不断出现。遗憾的是，这些话题和研究基本完全聚焦于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忽略了至关重要的收入分配问题（吴万宗等，2018）。 众所皆知，中国的经济结构一直处于调整之中。在 1978-2016 年间，中国的经济结构逐渐从农 3 业转向工业，再到服务业。1978 年第一产业（农业）在 GDP 中的占比为 28.3%，2016 年这一比例仅为 8.6%。相应年份的服务业份额从 47.8%上升至 51.6%。与此同时，第二产业（制造业）的份额从1978 年的 23.9% 增长至 2001 年的 40.5%，之后在 39%至 47% 的区间内波动。另外，与经济结构转型相关的另一个指标，即城镇化率，从 1978 年的 17.92%上升到 2016 年的 57.35%。 与结构转型紧密相伴的，是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Wang 等，2014）。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 2003 年全国的基尼系数为 0.479，2008 年上升到 0.491，之后有所下降；城乡收入比从 1985年的 1.37 上升到 2013 年的 3.32。此外，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城镇中高收入户（收入最高的 20%）与低收入户（收入最低的 20%）的收入比从 2000 年的 3.61 上升到 2013 年的4.93。相应地，农村中的高收入户与低收入户的收入比也从 6.47 上升到 8.24。这些现象引起了学术界和政府的极大关注（Wan，2008a；Wan，2008b）。 那么经济结构变迁与收入分配究竟有没有内在联系呢？遗憾的是，尽管国内外单独研究收入分配或结构变迁的文献很多，但尚未见到深入解析二者之间内在关系的规范研究。与本文联系最为紧密的文献是 Tsui（1996）和 Cheong 和 Wu（2014）。他们将区域不均等分解为三个产业各自的贡献